開欄的話：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從建黨的開天辟地，到如今的翻天覆地，穿越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代又一代中醫人接續奮斗、勠力拼搏，為中醫藥事業發展創造出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述往思來，向史而新，自今日起，本版開設“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 黨領導中醫藥發展大事記”專欄，回顧建黨100年以來中醫藥發展的偉大歷程和寶貴經驗，為促進中醫藥事業傳承創新發展匯聚磅礴力量。

　　“醫院放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親筆寫下剛成立不久的紅軍醫院——紅光醫院中西醫合作創立中西醫兩法治病的模式。當時，由于廣大農村地區嚴重缺醫少藥以及國民黨的封鎖等原因，紅軍面臨的醫療衛生環境極其嚴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革命根據地的自然資源優勢，主張中醫與西醫團結合作、使用中醫藥，提倡“中西兩法治療”的實踐，并在抗日戰爭中后期提出‘中醫科學化’及‘中西醫合作’的理念。”中國中醫科學院特聘首席研究員朱建平介紹。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為了萬千軍民的健康，注重發揮中醫藥作用的醫療衛生模式在星火燃起的革命根據地逐步推開。

　　逆境中的探索：中西兩法治療

　　1927年，轟轟烈烈的秋收起義帶來了初燃的星星之火。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國民黨軍隊的武裝威脅和對根據地的殘酷封鎖，起義軍一路上戰斗不斷，還面臨著缺乏御寒被服、藥品及糧食的困境。

　　毛澤東曾在報告中提及當時困難的情形，“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過多的傷員給紅軍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如何想辦法克服困難開展醫療衛生工作?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事實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科學化”的浪潮席卷整個社會，西醫因手術治療等診療技術表現出的顯著療效被稱為“科學醫學”，廢止中醫的輿論愈演愈烈。對于中西醫，青年毛澤東卻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醫道中西，各有所長”，其醫理各有特點。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便明確提出“醫院要聘請中醫師，要成立中醫科，組織人員采中草藥。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

　　“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下，守護中華民族健康和繁衍生息數千年、療效確切又較為容易獲得的中醫藥無疑成為紅軍的首選。此外，當時紅軍中的大多數人員都來自工人和農民群體，他們對簡便驗廉的中醫藥接受程度很高。”朱建平說。

　　很快，中醫藥被投入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實踐中。

　　1927年10月，紅軍在茅坪村的攀龍書院設立了留守處與醫院，部分傷病員在醫院治療，部分則分散于老百姓家中照護。當時的醫生都是當地或周圍村鎮的中醫，所用藥物除了少量碘片外，主要是中草藥。

　　井岡山會師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井岡山根據地的擴大，紅軍官兵們募捐集資，自己動手，在茨坪西北面的小井村建立了一所能容納200多名傷員的“紅光醫院”。由于西藥嚴重匱乏，內科疾病多用醫務人員自行采集的中草藥開展治療。

　　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江華在回憶紅軍醫院時說：“看病就到大井的一個破廟里去看，大井是中醫，吃中藥。西醫、外科是在小井。”中醫成為當時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普遍應用于紅軍醫院對傷員的治療中，并且中西醫相互配合，為紅軍衛生事業的發展開辟了新路。

　　1931年，中央紅色醫院建立，院長傅連暲是當地有名的西醫。毛澤東曾對傅連暲說：“目前紅色醫院十分困難，要中西醫都用，連民間土方也要研究，不要看不起。中西醫合作，洋醫生要和土醫生合作。”因此，在中央紅色醫院也用中醫藥。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是位中醫，還曾在此坐診。她精心為官兵和地方群眾治病療傷，有時還親自熬藥。

　　實踐深化認同：“輕視中醫思想必須克服”

　　在紅光醫院，中醫藥的實踐凝結了當時醫療衛生人員的諸多心血。

　　“當時，醫務人員下定決心攻下缺藥‘難關’。開始他們不懂如何采制中草藥，就向當地老農請教，向土郎中學習。”井岡山大學教授張泰城介紹，為尋找中草藥，他們不怕毒蛇和荊棘，走遍了各個山峰，挖到中草藥達70多種。白天上山采藥，晚上炮制藥品，還從群眾中學習和總結了很多治療傷病的有效藥方。

　　在井岡山時期，由于部隊頻繁轉移和交通不便等因素，許多傷病員或隨軍治療，或被留在老鄉家里養病，這其中也廣泛運用中醫療法。

　　1929年，在紅五軍戰斗的李聚奎突患重病，終日高燒不退，昏迷不醒，被留在鄉親家中養病。當地百姓見此情景，到處打聽中醫為他看病，最終從江西萍鄉尋來一位有名氣的老中醫，吃了幾服藥后，李聚奎的病就逐漸好了起來。

　　1931年，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現中國醫科大學的前身)，提倡使用中草藥代替西藥，比如用小柴胡湯代替奎寧、阿司匹林，發動學生采集中草藥和制造中成藥，提倡運用中醫和民間醫療方法，完成紅軍的醫療救治任務。在過草地時，學生與病房人員每天早晨都要先采好麻黃、貝母、知母、車前子、大黃、柴胡等中藥，用以治療部隊常見的下肢潰瘍、痢疾、瘧疾、傷風感冒等，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1933年，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設立了中醫院，有住院部、診斷室和中藥房，有中醫生30余人，大量運用中醫中藥、針灸等治療傷病員，動員醫務人員“研究中藥代替西藥”，采集草藥、煎藥及丸散膏丹的制備，以便攜帶，適應部隊的需要。

　　“在長征結束后，‘中西醫并用’的傳統也得到了繼續發揚。1940年初，延安還成立了八路軍制藥廠，集中提煉、制備各種中藥制劑。”朱建平介紹。

　　同時，在地方遇到流行性疾病時，共產黨也較為重視中醫中藥的使用，一面派西醫前往治療，一面號召和動員當地中醫，進行防治。在晉察冀邊區，瘧疾是當時的一個重大威脅，在軍隊和邊區都時有流行，最高峰時部隊一年發病14000余人。那時，共產黨號召和推廣使用中藥和針灸，采用軍區自制的瘧疾丸和中藥湯劑等進行治療。

　　1939年7月，邊區政府組織中醫成立保健藥社總社，邊區各縣紛紛成立分社，許多中醫參加工作，部分緩解了衛生資源緊張的狀況。在野戰衛生部的工作指示中，明確要求“輕視中醫的思想必須克服，中醫在部隊中與西醫應有同等地位”。部隊的團衛生隊、旅衛生處大都有一名或數名中醫。

　　初步形成方針：中西醫合作和中醫科學化

　　歷經連年戰亂，邊區面臨嚴峻的衛生形勢，必須加強醫療衛生工作，而僅靠少數的西醫無法完成這項重任。中醫數量較多，但水平參差不齊，加之“科學化”等思潮的影響，中西醫之間互不信任的不團結現象難免存在。

　　1940年6月，為了響應“團結”和“統一戰線”的重要性，邊區政府民政廳召開國醫代表大會，指出要“承繼祖先的遺產(中醫)，揚棄它，改進它。這就需要我們有組織地進行研究，使它向著進步的科學化方向前進”，同時宣布成立邊區國醫研究會。“必須團結中醫，發揮中醫的作用。”同年11月，毛澤東在參加紀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會時明確指出。

　　1941年初，毛澤東患肩周炎，采用物理療法治療后并未治愈，復發后更為嚴重。他決定請時任邊區政府副主席、著名中醫李鼎銘診治。經過醫治，毛澤東的病區漸漸好轉。一次，毛澤東向李鼎銘提出一個問題，“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事業應如何發展?”李鼎銘自信地說：“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求得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肯定他，說：“你這個辦法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1944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再次強調中西醫合作，他說：“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再次從邊區的衛生工作實際出發，指出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陜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次日，為了討論中西醫合作問題，文教會議組迅速組織了中、西、獸醫座談會。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主持會議并發表講話指出，“中西醫合作、團結與改造中醫以共同進行衛生建設的方針，不僅適用于邊區與現在，而且適用于全國和將來，從不斷發展中做到中國全部醫藥衛生工作的科學化中國化，才是毛主席號召的中西醫合作統一戰線的最后成功”，并指示成立延安中西醫藥研究會，吸收中西獸醫參加。

　　經過共產黨人的努力，中西醫合作和中醫科學化等理念初步形成，經多年的實踐，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衛生事業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