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2020-04-19 23:58

　　中醫名家盧世秀：“正氣常存，避害防疫”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專訪中醫名家盧世秀主任醫師

　　編者按：近日，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就中醫在何時介入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療比較合適及如何預防等問題專訪了中醫名家盧世秀主任醫師。盧世秀主任緊貼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重要性及中醫事業如何發展等方面做出回答。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的專業是中醫肺病，您對這次新冠病毒肺炎有什么認識?

　　盧世秀：多年來我不僅從事中醫雜病的治療，而且一直側重于中醫肺病的治療及臨床研究。中醫肺病主要包括現代醫學的呼吸系統疾病以及其他系統疾病所導致的呼吸系統的癥狀，這次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傷及的是呼吸系統，與中醫的肺病關系密切。

　　關于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中醫病因病機認識以及診斷治療方法，許多中醫專家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特別是親赴武漢的包括幾位院士在內的中醫專家團隊更是結合親身體驗做了全面分析，并制定了詳細的中醫診療方案，經過不斷調整形成的第七版方案就是對中醫藥診治新冠病毒肺炎的全面總結。我沒有親臨抗疫前線，無法對新冠病毒肺炎的方方面面做出臆測，僅就中醫對此類疾病的一般認識談一點看法。

　　盧世秀主任醫師(右)帶徒弟會診

　　這次疫情與2003年的SARS同屬于中醫“溫病”的范疇，但從發病、轉歸及預后來看，二者有很大不同。從發病來說，SARS比較急，一旦感染很快就表現出臨床癥狀;新冠病毒肺炎則相對較緩，潛伏期較長，從感染到出現癥狀有1~14天的時間，有的甚至沒有癥狀;從臨床表現來看，SARS主要是呼吸系統癥狀，新冠病毒肺炎則除呼吸系統癥狀外還有部分病人出現消化道以及眼和鼻的癥狀;從嚴重程度來看，SARS的病死率是9.5%左右，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目前在中國是4.1%左右，前者較后者為重。從傳染的強度來看，新冠病毒肺炎要遠強于SARS，目前世界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患者已超過180多萬，大大高于SARS的8千多。為什么會有這些不同的表現?現代醫學研究認為，新冠病毒肺炎病毒已經在SARS病毒的基礎上發生了變異，用中醫病因學來解釋，就是溫邪的性質不同，SARS主要為溫熱之邪，而新冠病毒肺炎主要為濕毒之邪，濕邪的特點一個是粘滯難愈，這已從它的發展趨勢上顯示出來了，還有一個是重濁趨下，這從對死亡患者的尸體解剖結果有許多分泌物堵塞小氣道，影響氣體交換可以印證;另外“濕溫之邪大便溏為邪未盡”(葉天士《外感溫熱篇》)，許多患者有腹瀉癥狀。所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第七版》中關于本病的辨證分型有寒濕郁肺證、濕熱蘊肺證、濕毒郁肺證、寒濕阻肺證等，推薦的幾個中藥方劑中都有祛濕的藥物。而且施之臨床也確實取得了很好的療效。證明中醫對新冠病毒肺炎的認識是正確的。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中醫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說法，是否正氣充足外邪就一定不會侵犯人體呢?

　　盧世秀：“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是《黃帝內經》中的一句名言，《黃帝內經》還有另外一句名言“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說如果因感受外邪得病了那一定是人體正氣不足。一般情況下應當如上所說，但特殊情況下并非如此，對這個問題談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應當正確理解“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含義。“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在說明人體正氣的重要性，強調正氣強盛可以抵御外邪，避免疾病的發生。此語雖僅寥寥8字，但對后世影響極大。數千年來一直對保健養生起著指導作用，在鼓勵人們加強鍛煉，提高自身抵抗力，預防疾病方面有著巨大的影響，以至所有中醫人都會詠誦。

　　盧世秀主任醫師(左二)在門診帶教

　　但是否“正氣存內”就一定“邪不可干”呢?回答是否定的，中醫認為，導致發病的因素有兩個，除了正氣之外，邪氣也是重要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邪氣甚至能起主導作用。例如在疫毒之邪的侵襲下，即使體質壯實正氣旺盛的人也易罹病。這點其實《內經》也談到了，它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一個“皆”字包括了所有的人，即無論正氣存內與否，都會感染疫毒之邪。這種情況從歷史到現在都曾經存在，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在一篇《說疫氣》的文章中說：“建安二十二年，戾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戶戶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醫圣張仲景在他的《傷寒論自序》中也說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以張氏家族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說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正氣不足顯然與事實不符。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大的疫病流行，死者也不可能都是正氣不足之人。正如明代醫學家吳又可在《瘟疫論》指出的那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2003年的SARS疫情中，相當大一部分感染者是青壯年人，而少兒卻很少感染，而且癥狀嚴重者中，許多是機體免疫機能強健之人。此次新冠病毒肺炎初期也認為年輕人易得，尚未發現老人兒童感染者。但隨著疫情的發展，這個界限也打破了。因此，對于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不能反映臨床實際，而“正氣存內，邪亦可干”才更符合事實。當然，我們不能因“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沒能全面反映此次發病的事實就否定其正確性。如前所述，它在指導預防上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只是我們不能教條地看待它，不能自恃“正氣存內”就對病邪掉以輕心。當“邪”氣過盛時，正氣是無法抗御的，特別是一些我們還對其知之不多、還沒有有效治療方法的病邪，如艾滋病、SARS、新冠病毒肺炎病毒、乙肝、瘋牛病等。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中醫對于這種非常厲害的邪氣怎么預防呢?

　　盧世秀：您問得很好，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樣在《黃帝內經》中，其實“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后面還有一句話，是“避其毒氣”，這就是最恰當和最有效的方法。由此聯想到《黃帝內經》中的另一段話，“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存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一個“避”字，包含了養生保健的一個重要內容。

　　“避之有時”的狹義理解是要適時避邪，這其中包括兩點，一是要調整起居以避免自然氣候的變換帶來的損傷，以《黃帝內經》對人在四季的起居活動加以指導為例，“春三月，此為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起居上做到“夜臥早起，廣步于庭”;“冬三月，此為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起居上做到“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是說要順應四季的氣候特點調整自己的起居活動，以避免四時之氣的傷害。二是對危害人體的四時不正之氣，要根據其產生的時間和規律及時防避，以免致病。如現代醫學的流感、流腦、肺炎等病容易在春季發生，乙腦、痢疾及其他一些腸道傳染病易在夏秋之際流行，對此要采取積極主動的預防措施加以防范。

　　盧世秀主任醫師(左三)在門診帶教

　　“避之有時”的廣義理解是要全面避邪，不僅在“時”上，而且要在“地”上、“事”上。凡是能引致邪犯的因素都要避之。“地”是指環境，我們的祖先早就意識到環境衛生對于人體健康的重要性，甲骨文中就有灑掃和在室內除蟲的資料記載，如“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寇寢”，《保生要錄》指出“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地理新書》要求居民住室區廣種樹木，四圍栽竹，使環境青翠清新;《瑣碎錄》所載：“溝渠通浚屋宇潔凈無穢氣不生瘟疫病”。就是要求住處講究環境的優美、無喧囂躁擾;土高水清，避免潮濕或積淤死水的污染;空氣清新無穢氣污染。“事”是指公共衛生措施，采取各種消除病邪的公共衛生措施是避邪的重要內容。《周禮》、《儀禮》、《詩經》中就有許多除蟲滅鼠的方法，如抹墻、堵洞、用藥熏、灑灰、按時掃房等。《左傳》中也記載了“國人逐瘛狗”以防狂犬病，說明在很早以前古人就意識到了公共衛生措施的重要性。另外，“事”還包括隔離避邪，即隔離疫病傳染源。對于疫病患者，應采取必要的隔離措施，以控制疫病傳染源，防止疾病蔓延。還應避免與傳染病患者接觸，以避免邪毒染易。如唐代設立“疬人房”收容疬疾，麻風病人實行嚴格的隔離。明代主張“患痘瘡，無論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見。”其目的都在隔離避邪。

　　事實證明，這種最原始、最簡單的方法確是最有效、最成功的方法。1910年東北爆發的肺鼠疫之所以很快得到控制，就是歸功于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伍連德博士采取的切斷傳染途徑的隔離措施和他發明的“伍連德口罩”。

　　我國在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發生初期及時采取了封城、隔離、空氣物表消毒以及戴口罩等措施，都是“避”的具體體現，正是這一系列的正確措施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反觀歐美各國，由于不重視“避”的原則，結果釀成大患。這是避與不避產生不同結果的最好例證。

　　綜上可知，古人對疾病的預防相當重視，避邪是與扶正同等重要的事情。雖然“正氣存內”，但對邪還是要“避之有時”，只有這樣才能做到“邪不可干”。全面正確理解先賢的發病理論，不僅有利于個人的養生保健，也有利于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認為中醫在什么時候介入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療比較合適呢?

　　盧世秀：中醫藥的作用在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療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可以說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國家醫療隊專家組成員張伯禮教授對此作了總結。他的總結有四點，一是極大降低了死亡率，使用中醫藥治療后，很多定點醫院都是零死亡;二是經中醫藥治療的輕癥病人沒有一例轉為重癥的;三是很多重癥患者轉為輕癥;四是中醫藥治療的成本遠低于西醫。這次中醫藥介入治療較2003年SARS發生時更早更全面。這次除武漢外其他省市自治區都在早期就使用了中醫藥，中醫藥的參與率達到了96.37%，而湖北武漢的中醫藥參與率初期只有30%，到后來才提高到90.6%。這也是武漢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死亡率高的一個原因。從實踐來看，中醫越早介入治療效果越好。

　　盧世秀主任醫師(左二)帶徒弟在石景山電視臺科普講座

　　上面我們談到過“上工治未病”的問題，是說高明的醫生會做到早期預防早期治療。實際上中醫向來主張早期治療，將疾病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注意保護還未受傷的臟腑組織，按中醫的說法叫“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回看歷史，中醫在歷次瘟疫流行時就有大鍋熬藥分施眾人的做法，這實際就是在初期階段的預防，張伯禮院士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是“大水漫灌”，實踐證明這是一種頗為有效的方法。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說用相同的中藥“大水漫灌”，這和中醫講究辨證論治個體治療不是有矛盾嗎?

　　盧世秀：看似有矛盾，實際不矛盾，我們前面提到過《黃帝內經》的一句話：“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為什么病狀相似?因為感受的是同一種病邪，用西醫語言來說感染的是同一種病毒，所以臨床表現也基本相同，既然外邪相同，癥狀相似，為什么不能用相同的藥物呢?況且所用藥物也是在辨證之后有針對性選擇的，所以仍然是辨證施治的結果，只不過是在當時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不可能也容不得你進行更為精細的辨證，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發?

　　當情況和時間允許對疾病做進一步分析與研究時，我們就可以從容一些，將辨證論治由粗轉細，根據患者不同的體質、不同的臨床表現進行更為精細的診斷與治療，這是在“漫灌”基礎上的“滴灌”。隨著對疾病認識的不斷深化，中醫診療方案也在逐漸細化，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第三版的四證四個基本方，到第七版的四型七證八方，形成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診療方案。所以說無論是大水漫灌還是精準滴灌，都是在辨證論治的原則指導下采取的治療方法。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對新冠病毒肺炎恢復期和無癥狀感染者的中醫治療怎么看?

　　盧世秀：從新冠病毒肺炎的發病過程來看，其有強傳染性、長潛伏性和高隱匿性的特點，從對其研究的結果來看，這種病毒兼有SARS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所以它不僅損傷呼吸系統，同時還損傷人體的免疫系統。從死亡患者的年齡段看，老年人死亡最多，因為老年人基礎病較多，抵抗力較弱，用中醫的話說就是正氣不足，無力御邪，所以恢復期的患者應特別注意其免疫系統。中醫在固護正氣即提高人體免疫力還是有優勢的，它可以根據患者的體質和所處的環境、生活習慣、飲食起居采取相應的保健措施，中醫的養生方法包括藥品、食物、針灸、推拿、氣功、導引等，在扶助正氣抗御疾病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教師節徒弟(右)給盧老師(左)送花

　　對于無癥狀感染者來說，這些方法也十分有效。因為無癥狀者就是病毒攜帶者，不發病是因為體內免疫系統尚正常，按中醫的話說是正氣尚充，對病邪有抑制作用，所以不發病。一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抵抗力下降了，就是正氣不足了，病邪就會發作，無癥狀就會變成有癥狀。現在已經有無癥狀感染者發病的案例，所以中醫對這類患者還是大有可為的。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對今后中醫藥在防治重大傳染性疾病中的價值有什么看法?

　　盧世秀：在這次抗疫行動中，中醫藥展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也為今后此類疾病的治療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法。其優勢有以下幾點：一是可以快速制定治療方案。因為中醫是一門臨床實戰性很強的醫學，通過望門問切搜集材料，通過司外揣內了解體內病情及變化，通過辨證思維確定病因病機，然后迅速做出診斷并制定治療方案，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盡管有時比較粗糙，但診斷治療的大方向不會錯，這就為救治患者爭得了時間，在一無疫苗，二無有效藥物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最佳的治療方法。第二，中藥講究協調作戰，有君臣佐使的組方配伍理論，只要對癥，不會出現副作用，所以使用安全。當年SARS的治療中大量使用激素，產生了諸多的副作用，至今無法消除，教訓深刻。第三，中醫用藥靈活，可以根據患者的不同情況因人施治，所以更體現個性化，現在都在講精準醫療，實際中醫就是精準醫療，這也是中醫藥療效好的原因之一。第四，由于中醫講究并擅長“治未病”，所以在疾病初期甚至未發病時就可提前預警，另外患者病愈后的康復也是中醫藥的一大優勢。

　　全國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率領的第一支國家中醫醫療隊在武漢金銀潭醫院所接管病區，截至3月30日共收治重癥和危重癥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重癥和危重癥患者治愈率89%。

　　武漢唯一由中醫接管的方艙醫院江夏方艙醫院收治的567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以宣肺敗毒湯和清肺排毒湯為主，配合顆粒劑隨癥加減，有的輔以太極、八段錦和穴位貼敷，沒有一例患者轉為重癥，沒有一例患者出艙后復陽。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知道中醫藥在防治新冠病毒肺炎中發揮的作用，相信在今后重大傳染性疾病治療中中醫藥將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光明日報社·社會活動部主任廖廓：您對今后中醫藥發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盧世秀：中醫的發展一路走來都十分艱辛。隨著改革開放，醫療市場的擴大以及對外貿易需求的增加，國家于2016年12月6日發布了《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將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事，對于中醫藥事業來說不啻為一股春風。為了貫徹落實這一發展戰略，2016年國家制定了《中醫藥發展戰略綱要(2016-2030)》，2019年10月20日國家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緊接著國家中醫管理局在2019年11月23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重點任務分工方案，2020年1月9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中醫藥局長會議，安排布置落實工作，這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動作預示著中醫藥這列動車已經駛上了高鐵。

　　國家層面的戰略決策對于我們從事中醫工作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關于中醫發展的各項目標和措施上述文件也說得很詳細到位，我作為一個普通中醫大夫無法從更高的層面對此進行解讀，只能就目前中醫的現狀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中醫事業的發展一要靠全體中醫人的努力，二要靠發展環境的改善。

　　首先中醫人自己要能拿得出讓人信服的東西，所以打鐵先得本身硬，這是中醫藥重新崛起的重要一環。第二，中醫必須保持自己姓“中”的特色，要有自己的定力，我非常贊成中西醫結合，但我們不能被所謂“中西醫結合”、“中醫科學化”的口號所迷惑而丟了自我，中醫要自信，自信是堅持中醫特色的精神支柱。

　　另外，發展環境也很重要，現在有國家的大力支持，有政策的扶持，中醫藥發展展現了大好的前景，有的中小學已將中醫知識引入課堂，中醫保健的熱潮方興未艾，中醫藥在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說明中醫藥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中醫藥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創造出一個良好的中醫環境，只有這樣才能使中醫藥深入人心，長盛不衰。(視頻剪輯、文字整理 張舒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