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中西醫結合的骨干隊伍正在形成，在防病治病、科學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原有的先進典型，多數有了新的發展和提高，又涌現了一大批先進典型，出現了令人振奮的大好局面……”這是1976年，衛生部上報國務院《關于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的報告》中，對當時中西醫結合工作的階段性總結。

　　站在70年的歷史階梯上，回眸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醫藥發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醫結合工作在20世紀70年代跑出了“加速度”。

十年規劃繪就路線圖

　　時間回撥到1969年8月，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及部分代表時，對中西醫結合工作提出批評，指出找不到中西醫結合典型，原因在于“對中西醫結合重視不夠，提倡不夠”。周恩來強調，要樹立雄心壯志，創造既不是中國古時的，也不是西洋的，是適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難的地方也能進行治療，普遍適用的、中西醫結合的新中國醫學體系。

　　翌年夏天，周恩來總理特意指示衛生部著手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籌備工作，一些中西醫結合研究項目開始重新啟動。年底，周恩來總理在京主持召開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對22項中西醫結合研究成果進行了表彰，肯定了中西醫結合工作的成績，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這次會議，周恩來總理從會前到會后親自指導，從會議日程、要解決的問題到典型經驗介紹、具體規劃都親自過問，并多次約見原衛生部負責人，接見與會代表，就中西醫結合問題發表意見。在同衛生部負責人談會議報告時，周恩來指出：“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對中西醫結合已經取得的針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進，不要保守”。

　　20世紀70年代，中西醫結合研究在基礎、臨床、藥物等方面都陸續穩步開展，涌現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以活血花與藥物研究為例，當時，許多學者在活血化瘀藥物的研究和開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績。單味活血化瘀藥物的現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冠心Ⅱ號方的組成藥物丹參、川芎、赤芍、紅花，以及當歸、益母草、血竭、蒲黃、延胡索、三七、大黃等十余種藥物上，研究的角度主要包括化學成分、藥理作用和毒性。在多種活血化瘀藥物的開發研究中，20世紀70年代的川芎嗪注射液、丹參注射液的研發工作，對后來活血化瘀藥物乃至其他中藥的研究和開發起到了啟迪和奠基作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與此同時，一部關于中西醫結合發展的十年規劃正在醞釀。

　　1976年2月和1977年7月，衛生部相繼召開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匯報會和全國中西醫結合規劃工作座談會，討論制定《1976—1985年全國中西醫結合十年發展規劃》，反復斟酌修改。到1977年9月衛生部向各地轉發最終版本的《1976—1985年中西醫結合工作十年發展規劃》時，幾處改動尤為顯眼：將作為中西醫結合研究目標的“豐富現代醫學科學”改為“逐步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基本理論”，在教學、醫療、科研方面將中西醫結合“規劃”為中國醫學發展的主流。

　　從這一規劃中，我們或許能一窺當時國家對發展中西醫結合的決心：“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要造就二萬名左右的中西醫結合高級醫生，并從中產生一批高明的理論家。”“各個學科在中西醫結合理論研究上有所突破，主要學科初步形成新醫藥學。”“醫學教育要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西醫院校要保證有百分之三十的業務學習時間進行中醫的講課和實習……”

赤腳醫生能中會西醫鄉鄰

　　20世紀60年代，隨著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范圍的推行，赤腳醫生的數量也開始快速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赤腳醫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全國約有180萬人。這些赤腳醫生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能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治療病患，尤其是在特定時期特別重視發揮中草藥的作用。

　　1971年2月17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出席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的赤腳醫生代表時就提出，赤腳醫生要成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派。

　　“農村中西醫結合的群眾運動發展很快，采用制用中草藥的群眾運動廣泛開展，赤腳醫生越來越顯示出是中西醫結合的主要力量，對鞏固和發展合作醫療，解決七億農民的防病治病問題，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關于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的報告》也充分肯定了赤腳醫生在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當時，赤腳醫生的培養遵循了中西醫結合的方針。除了內科、外科、兒科等基本理論外，中醫藥內容也是重要的培訓內容，有的地方還專門為赤腳醫生舉辦了針灸、中草藥知識培訓班。

　　以1970年發行的《赤腳醫生手冊》為例，這部由上海中醫學院編寫，上海市出版革命組出版的手冊是當時發行量較大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之一，其內容和知識結構具有一定代表性。全書21個章節中中醫藥內容占4章，分別為“中醫是怎樣看病的”“新醫藥學”“針灸與推拿”和“常用中草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赤腳醫生們所在合作醫療站普遍存在收支不平衡問題，直接促成了中草藥運動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推動了中草藥知識的普及，加速了民間土單驗方的整理與出版，帶動了中草藥種植與加工，促進了當時中醫藥事業的發展。

　　當時，由于群眾交的保健費用極其有限，合作醫療往往春辦秋黃難以為繼。在這一背景下，全國各地紛紛學習湖北長樂公園公社的經驗，提倡“一根針、一把草”治病，“三土上馬”“四自創業”，即讓赤腳醫生重視民間偏方、單方、驗方的挖掘和使用，提倡采挖野生中草藥或自種中草藥，自行炮制，以降低醫療費用支出，提高療效。

　　當時有地方經常宣傳說“當地有百草，就看找不找，土方治大病，草藥療效高。”本地藥材少的大隊還要組織采藥隊到外地去集中采挖。采挖到的藥物或出售給國家用以補充合作醫療資金，或自用以緩解藥物的匱乏。

　　中草藥運動推動了中草藥種植與加工。1974年，全國中藥材種植面積達到226萬畝，中藥材銷售9億9千余萬元，比1965年增加了1倍，出口1億1千余萬美元，比1965年增加了3.9倍。以山東省為例，1976年種植中草藥的大隊比例為65.9%，種植中藥材達90多個品種，是1965年的10倍。

　　但隨著衛生事業的發展，中藥的需求量成倍增加，供需矛盾凸顯。上海市區解放初期每天配方不到2萬帖，到1965年增加為5萬帖以上，而到了1975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十四、五萬帖。當歸、丹參、黃連等常用中藥材緊缺。這一背景下，1975年，國家計劃委員會、商業部、衛生部、農林部、供銷合作總社還就中藥材生產供應緊缺問題專門發文，要求加強中藥材的收購工作和計劃管理工作。

探索試辦中西醫結合醫院

　　中西醫結合發軔于臨床實踐，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廣泛應用于臨床各科，國內大多數中西醫結合醫院是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建立的，或由其他類別醫院改建而來。但中西醫結合醫院概念的明確提出，是在1977年。

　　《1976—1985年全國中西醫結合十年發展規劃》中明確，“省、市、自治區所屬醫院和高等醫學院校的附屬醫院，要首先創辦中西醫結合醫院”，并細化目標，要求“1980年內，每個省、市、自治區至少要把一所典型的中西醫結合醫院和中醫醫院分別辦成中西醫結合和中醫的重點研究基地。”

　　這一規劃更將創辦中西醫結合醫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創辦中西醫結合醫院是一場深刻革命，各級衛生部門，一定要加強領導，發動群眾，作為整頓和建設社會主義醫院的重要任務來抓。在試點過程中要抓重點，培養典型，要全面鋪開，總結經驗……”

　　事實上，中西醫結合醫院的早期探索已經展開。《關于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的報告》顯示，當時各地都在有計劃地積極試辦中西醫結合醫院、衛生院。其中，天津南開醫院、解放軍一五七醫院、上海第一醫學院華山醫院等單位進展較快，而吉林市第三醫院在中西醫結合的護理上取得了較好的經驗。這份報告還初步闡述了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創辦設想，提出“縣級以上醫院要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辦成中西醫結合醫院，公社衛生院要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辦成中西醫結合的衛生院”。

　　報告中提到的幾家醫院也都成為我國中西醫結合基地或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先頭部隊。如天津市南開醫院在1963年被確定為天津市中西醫結合基地后，經過34年努力，于1997年正式通過天津市衛生局批準，增加醫院的第一注冊名稱“天津市中西醫結合醫院”。1980年8月，吉林省衛生廳批準將該院確定為吉林省中西醫結合試點醫院，成為全國最早中西醫結合試點醫院。1986年正式更名為吉林省吉林中西醫結合醫院。(黃蓓)

　　鏈 接：

　　1976年

　　•2月，衛生部召開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匯報會。

　　•6月，衛生部抄發《關于加強中西醫結合工作的報告》

　　1977年

　　•9月，衛生部轉發《1976—1985年全國中西醫結合十年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