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事業的發展總要有些榜樣，鄧鐵濤就是這樣一位引領者。家傳、師承、院校，一心傳承經典、躬耕臨床，從他身上我們能探尋一代名醫的成長軌跡;為良醫、為人師、為扛鼎者，為事業殫精竭慮、奔走呼吁，從他身上我們可一窺行業大家的風骨氣度。百余年人生，從醫八十載，鄧鐵濤的事跡給每位中醫人以啟示：如何把熱愛的事業做到極致，把個人追求和國家命運、行業興衰、百姓安康結合起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在平凡的一日日中寫就一個大寫的“人”字……中國中醫藥網特別推出“向鄧鐵濤學習”系列報道，帶您走進鄧鐵濤的壯闊人生，學習鄧鐵濤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創造中醫藥事業新輝煌。

　　人的一生應當怎樣度過?有位共產黨員用百余年歲月給出了一種答案。

　　他一生為緩解百姓病痛辛勞，自己住進重癥加護病房(ICU)時，聽到隔壁心血管患者呻吟，還不忘囑咐弟子給患者開甘麥大棗湯。

　　他一生為振興祖國醫學奮斗，屢屢就中醫前途命運問題上書中央、力挽狂瀾，并為中醫藥事業培養了一大批骨干棟梁。

　　他囑咐兒媳代繳最后一筆黨費，遺囑只有短短幾行字，其中寫道：我能留給兒孫最大的遺產為仁心仁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百年歲月很長，他全部奉獻給了振興中醫、護佑百姓健康的事業。“生是中醫的人，死是中醫的魂”是他為自己擬的挽聯。

　　百年歲月很短，他說：“下一世還做中醫。”

　　他是國醫大師鄧鐵濤。

鑄劍：革命歲月造就國醫魂

　　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鐵桿中醫是怎樣煉成的，要追溯到鄧鐵濤的青年時代。

　　1937年的北平郊外，幾聲槍聲炮響，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抗戰烽火迅速燃遍全國。幾千里之外的廣東，鄧鐵濤剛完成5年學業，得知要“廢止舊醫”的南京國民政府要求中醫學校改稱“學社”，不得再以學校名義招生，他拒領畢業證書以示抗議。

　　這一幕仿佛一個縮影。

　　鄧鐵濤出生、成長于廣東，中國的近代史在這里揭開序幕，東西方文化也在這里產生碰撞。“中醫作為民族文化的瑰寶，在這一百多年中，與國家同呼吸，與人民共患難，也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他常說，中醫學猶如和氏之璧，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國人失去對中華文化的信心，產生民族虛無主義，中醫大夫就像和氏一樣，身懷寶玉卻不被認可。

　　為中華民族復興奔走、為中醫藥振興吶喊，成為他一生的追求。

　　1938年，日機狂炸廣州。鄧鐵濤來到香港，第一時間和同學康北海等4人創辦了中醫夜大學——南國新中醫學院。雖然最多時只有7名學生，但是他們堅持了3年。

　　同一時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并成立文藝通訊部，宣傳中共抗戰主張。文筆出眾的鄧鐵濤參加了文藝通訊部，以“鄧天漫”為筆名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章。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鄧鐵濤回到廣州，在太平南路藥材店坐堂應診。他在醫生職業掩護之下，還多了一個秘密的身份——東江縱隊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員。

　　當時的廣州是華南日軍統治中心，鄧鐵濤不顧個人安危，經常與東江縱隊派來的同志上街購買游擊區急需的各種物資，存放在自己家，還動員藥材行懂英文的少東家馮杲閱讀進步書籍，參加交通站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鄧鐵濤又主動報名參加土改。這是另一段塑造他人格的重要經歷。當時環境很艱苦，潛伏敵特常造謠破壞，土匪惡霸橫行鄉里，鄧鐵濤不得不在腰間別上手槍，以防不測。宣傳土改政策時，他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禾蟲醬送稀粥;住的是低矮的草寮，身上爬滿虱子;勞動就是插秧種田，走田埂路時，他常?；埂?/p>

　　與別的干部不同的是，他身上總背著一個藥箱，一邊宣傳政策，一邊為百姓治病。一次，鄧鐵濤發現同席而眠的村民腹痛如絞、冷汗直冒，診斷是盲腸炎，馬上用中藥和針灸為他解除了痛苦。

　　“這些經歷使我親身體驗到了中國農民的苦難，開闊了胸懷，我的心從中醫擴大到國家民族，擴大到整個世界。”1958年12月，鄧鐵濤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作為中醫大夫的個人追求與黨和國家的事業、人民群眾的疾苦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護劍：直言上書力挽狂瀾

　　“對于中醫問題，鄧老從不含糊，中醫每每有風吹草動的事情，他總忍不住第一個挺身而出。”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楊志敏說。人們已經習慣把“鄧鐵濤”看作是中醫的符號。的確，如果沒有他，我國的中醫藥事業發展史或許會改寫。

　　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中醫藥事業萎縮，后繼乏人現象普遍存在，廣東的中醫人數只有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半，且仍在繼續減少。衛生部有關成立一個副部級中醫藥管理機構的報告也因國家財政偏緊、機構縮編而被擱置。

　　鄧鐵濤憂心忡忡。1984年初，他第一次以共產黨員的名義，寫信給中央領導，力陳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但由于各種原因長期未受重視，后繼乏人，希望中央能采取措施扶持中醫發展，“中醫學再不花力氣去搶救，等現在的老中醫已經老去，才想到出錢出力去發掘，已經遲了!時不我予，時不再來，希望中央各部委辦能重視這一嚴重問題……”

　　信件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不久，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中醫問題，決定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1986年，國家中醫管理局(后更名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正式掛牌。鄧鐵濤欣喜地說：“中醫從此真正有人管了!”

　　1990年，國家計劃精簡機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擬在精簡之列。鄧鐵濤又聯合中醫大家路志正、方藥中、何任、焦樹德、張琪、任繼學、步玉如，上書中央，請求“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職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0月9日，他們得到答復：同意加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管理全國中醫藥工作職能的意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被保下來了，這就是中醫界著名的“八老上書”。

　　1998年，全國刮起了“西醫院校合并中醫院校”的風潮。鄧鐵濤再次聯合任繼學、張琪、路志正、焦樹德、巫君玉、顏德馨、裘沛然等中醫大家上書：中醫小，西醫大，改革絕不能“抓大放小”。中西醫院校合并風被緊急叫停了。

　　兩次“八老上書”的信都出自鄧鐵濤手筆。有人曾問鄧鐵濤，上書不怕別人有意見嗎?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是共產黨員。”

亮劍：疫情是槍聲是命令

　　“如果中醫藥在急危重癥甚至一般病癥面前，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那么中醫藥學距離消亡也就不遠了。” 20世紀60年代，“乙腦”、麻疹、流感等在廣東流行時，鄧鐵濤就運用中醫辨證，沖鋒在防治一線。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要求自己“疫情就是槍聲”“槍聲就是命令”。

　　2003年，非典型肺炎突發，年近九旬的鄧鐵濤又主動“參戰”。他時刻關注疫情變化，成為一線醫生和院長的“主心骨”。

　　3月，科技部的有關同志到廣州調查研究，問及中醫能否治療“非典”。當時疫情兇險，病原體還未確認。鄧鐵濤站出來，自信地說：“能!”他認為“非典”是溫病的一種，中醫治療溫病歷史悠久，和西醫不同的是，中醫不計較由什么病原體引發，而把著力點放在病原體進入人體后與人體正氣斗爭所表現的證候，進而辨證論治，既注重祛邪，又注重培養人體自身的正氣，不單講究治病，更講究治病人，在“非典”防治中有獨特優勢。

　　第二天，鄧鐵濤就和弟子邱仕君、鄒旭一起執筆，撰寫中醫防治“非典”的文章，附上診治的典型病案，供全國中醫參考。文章發表后，立刻激起千層浪。

　　鄧鐵濤再次上書中央，請求中醫介入“非典”治療，并臨危受命，擔任專家顧問組組長。在他的支持下，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取得了“零轉院”“零死亡”“零感染”的戰績。

　　中醫抗擊“非典”的經驗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認可?？疾炝藦V東的救治效果后，香港在歷史上首次邀請廣東中醫進入公立醫院參與救治。

　　廣東省中醫院派出青年中醫專家林琳、楊志敏前往香港支援。兩位“女郎中”剛開始壓力很大，鄧鐵濤給她們壯膽：“你們兩位不是孤軍奮戰，身后有整個省中醫院，有我們這班老中醫在撐著你們，有什么困難，隨時在晚上7點到9點來電話，我隨時支援你們!”楊志敏回憶，那段時間，鄧鐵濤家的電話成了“熱線”。

　　截至當年5月30日，林琳、楊志敏共診治39名患者，包括19名ICU患者。39人中，10人已出院，9人病情有改善，1人離開ICU。成功抗擊“非典”使中醫得到了香港醫管局的認可，也促進了香港中醫藥事業的發展。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危急時刻敢于迎戰“亮劍”，中醫在重大疾病治療中的特色優勢更加深入人心。

　　而這樣的考驗，鄧鐵濤經歷得太多了。正如烈火煅燒、急劇冷卻才能淬煉出過硬的鋼鐵，臨危不懼、迎難而上、千錘百煉，鐵桿中醫就是這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