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道的那個山來呦，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

　　五月的陽光，溫暖而燦爛，灑照在延安市吳起縣張灣子村的一座農家小院內。村頭的大喇叭里，陜北人最熟悉的歌聲傳入耳中，婉轉而悠揚。

　　這里，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第一站。

　　84年過去，毛澤東同志住過的舊居內陳設如昨。當年紅軍為感謝老鄉留下的一個暖水壺，穿越時空，無聲訴說著魚水情深與初心不改。

　　73歲的張瑞生一生都守護于此，額頭上深深的皺紋如年輪一般，見證了這片土地的日升月落與滄桑巨變。

　　“那時候太苦了，父親只有幾碗剁蕎面來招待毛主席。現在，延安脫貧了!肉啊，蛋啊，天天有!”

　　2019年5月7日，隨著最后兩個貧困縣延川、宜川脫貧“摘帽”，革命圣地延安歷史性地告別絕對貧困。

赤誠如一

　　革命圣地與中南海心連著心。

　　2015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延安看望慰問干部群眾，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對老區發展關懷備至——

　　“加快老區發展步伐，做好老區扶貧開發工作，讓老區農村貧困人口盡快脫貧致富，確保老區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彼時，擺在延安人面前的是一份嚴峻的考題：到2014年底時，延安仍有3個貧困縣，693個貧困村。占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的7.62萬戶、20.52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白于山區、黃河沿岸，橫亙著一個個難啃的硬骨頭。

　　總書記的殷殷囑托，黨中央的親切關懷，讓延安人奮起直追。沖鋒號就此吹響。

　　2018年3月26日。延安市委的一間會議室內，氣氛莊重肅穆，全市脫貧攻堅誓師動員大會正在舉行。

　　37歲的安塞區化子坪鎮黨委書記野根利坐在會場里，越聽心跳越快。他聽出門道來，這次大會與以往大有不同。

　　從市委書記、市長，再到各區縣、各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每個人的面前都擺有一份軍令狀。軍令狀末尾如此寫道：

　　“如若完不成任務，我將引咎辭職。”

　　簽下軍令狀那晚，野根利一夜未眠，枕頭上全是汗水，滿腦子都是“產業!產業!”

　　沒有產業，是沙灣村的致命傷。

　　鎮里好不容易找了塊背風、向陽的緩坡，準備建起蔬菜大棚時，質疑聲卻紛至沓來。

　　急脾氣的野根利也只好耐著性子，急不得，吼不得，只能一次次上門去做工作。

這是一張拼版照片，左圖為2019年5月5日拍攝的延安市南河河道(新華社記者 劉瀟/攝);右圖為1983年12月26日拍攝的延安市南河河道(資料照片)。

　　老鄉聲大了，就遞根煙，等人家消消氣。今天說不通，明天再去。掰指頭、算筆賬。總之，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疙瘩解開!

　　話再多似乎也沒用。樸實憨厚的莊稼人，就信個“眼見為實”!

　　野根利靈機一動，租來幾輛大轎子車，把村民帶到周邊的縣區走了一遭。鄉親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大棚里鉆進鉆出，東看西看。

　　“書記，這家伙還真能掙錢啊!”

　　喉嚨嘶啞失聲之后，野根利終于等來了動工。

　　一座，兩座，三座，大棚拔地而起，沙灣村人的內生動力好像一夜之間被點燃……

　　辛勤沒有白費。今天的化子坪鎮，大棚種植點、蘋果示范園、養殖場覆蓋每一個村子，400余戶產業空白戶有了長線致富產業，全鎮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達9853元。

　　“群眾心里沒譜，黨員不能泄氣。這口氣鼓了就不能松!”

　　工作筆記上，野根利寥寥數筆，道出心路。

　　在脫貧攻堅這個戰場上，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旗幟樹起的地方，都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田婷與黃家圪塔村的緣分，是從一場爭吵開始的。

　　新來的第一書記在哪兒?我家的西瓜賣不出去，快要爛在大棚里了，這事你管不……”

　　貧困戶朱成才一路小跑進到村委會。話音未落，一看見田婷，扭頭就走。

　　“唏!派了個碎女子來，糊弄人呢么!”

　　也不知哪里來的力氣，田婷趕上前去，一把扭住高出自己一頭的老朱。

　　“你咋還小看人?我現在就去鎮上，一家一家給你推銷，不信賣不出去!”

　　這是2017年7月，延川縣永坪鎮黃家圪塔村第一書記田婷到任的第一個月。

　　黃家圪塔村全村人都住在溝道里，山大溝深、土壤貧瘠。喝的是堿性水，走的是紅泥路。村里的年輕人幾乎都外出了。

　　包扶單位給村里建起231座溫室大棚，可祖祖輩輩種糧的老鄉，沒人種過大棚菜。村干部一家一戶上門做工作，只有47戶人勉強答應，逼得村干部想要用抓鬮來分配。

　　一切從零開始。不會種，苗子很快死掉;不會管，西瓜總也長不大;好不容易收獲了，果蔬卻時常賣不出去。

　　“4座大棚種一年，賣了不到1萬元。成本刨了算一算，又白忙活一年!”貧困戶張志恩編了句順口溜，自嘲里帶著怨氣。

　　田婷終于想出了法子。

　　村里人發現，這個比鋤頭把子高不了多少的女娃娃，沒事就愛往棚里鉆。晚上回到宿舍，還要上網查個不停。她跑到縣里請來專家和技術員實地培訓，講一次群眾聽不懂，她就厚著臉皮再去請。

　　培訓搞到第9次，再不靈光的腦袋也開竅了。

　　2018年，全村大棚收入達300多萬元，種大棚的15戶貧困戶，人均收入超過1萬元。

　　道路硬化、自來水入戶，改造衛生廁所、美化院落圍墻，幫貧困戶申請公益性崗位……駐村一年多之后，田婷交出了這樣的成績單：55戶貧困戶，只剩下4個兜底人口。脫貧戶幾乎家家都有產業，2018年底，黃家圪塔村實現整村脫貧退出。

　　“干部幫，群眾干，脫貧致富能實現”……在延安的山山峁峁間，這樣的標語隨處可見。

　　1784名干部駐村擔任第一書記，1546個駐村工作隊直插一線，3.74萬名干部開展聯戶包扶……延安的黨員干部說得好，“沒有抓過脫貧的干部，人生是不完整的!”

　　延安市委理論講師團團長、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安振華說，奮戰在脫貧一線的共產黨員，正是從延安精神中不斷汲取力量，用信仰、擔當與行動，讓初心綻放于斯。

延安將蘋果、棚栽、養殖作為脫貧的三大主導農業產業，43%的貧困人口直接從事蘋果種植。圖為一位村民在陜西宜川縣交里鄉太泉村的果園里采摘蘋果。 新華社記者 劉瀟/攝

綠色長征

　　外地人知道吳起，因為這里是長征的落腳點。但吳起還有一個當地人才知道的綽號——“延安屋脊”。

　　十山九禿，十年九旱。一刮風，黃土沙塵遮天蔽日。惡劣的生態，就像套在脖子上的枷鎖。據《延安地區志》記載，從明初到新中國成立前的580余年間，延安共發生旱災、洪澇、冰雹等災害200余次。

　　“這里的人，是在褶皺中生活。”即便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位在吳起掛職的國家部委干部仍這般慨嘆。“越墾越荒、越荒越窮、越窮越墾”，延安也成為黃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1997年，把山羊養殖作為支柱產業的吳起縣，邀請世界糧農組織的專家前來考察，為當地發展畜牧業“支上一招”。

　　“吳起的生態太過脆弱，不能再放羊了!”專家組的鑒定一針見血。

　　時任吳起縣畜牧局副局長高增鵬思想轉不過彎兒，憋紅了臉，剛一反駁，就被駁得啞口無言。

安塞區依托剪紙、民歌、腰鼓、農民畫和曲藝等5張民俗“名片”，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上千名貧困群眾從中受益。圖為陜西延安安塞區西營村，藝人正在進行說書表演，歌唱脫貧后的美好生活。 新華社記者 劉瀟/攝

　　忠言逆耳卻直戳心窩。一年之后，吳起在全國率先實施封山禁牧、植樹種草、舍飼養羊，一次性就要淘汰掉散牧山羊23.8萬只。

　　消息傳開，有老鄉一扔煙袋，從炕上跳了起來，徑直跑到縣委，把時任吳起縣委書記郝飚堵在辦公室里，質問的話一句比一句扎心。有人甚至揚言，不讓往山上趕，就把羊趕到你縣委書記的辦公室去!

　　文質彬彬的郝飚只好耐著性子，凡是找到他的，他就把人請進來。倒杯水、發根煙。

　　“咱吳起的環境，18畝天然草場才能養一只羊。但是人工種植的草場，一畝就可以養兩只羊。相差了幾十倍啊!”

　　嘴皮子都磨破了，還是說不動。郝飚干脆扔下一句：“你說老祖宗幾輩都放羊，那你富了嗎?沒富?那就按我的方法來!”

　　重重阻力之下，郝飚承受了巨大壓力。愁得夜里睡不著，他就披著大衣站在陽臺上，望著萬家燈火，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困惑之時，郝飚來到吳起烈士陵園。回想起革命戰爭年代，多少英烈為解放吳起獻出了生命，他突然感到一股暖流襲過。

　　“為了建設吳起，我一個縣委書記就是被免職，又能如何?”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1999年，中央啟動退耕還林政策，延安人開始從“兄妹開荒”變為“兄妹造林”。

　　看新聞的那天，郝飚如釋重負。

　　也就是從那時起，吳起縣南溝村老支書閆志雄開始帶著鄉親們上山種樹。

　　但在干旱少雨的延安栽樹，談何容易!

　　春天是種樹的季節，這時的陜北春寒料峭。為了在陡峭的山崖上種樹，閆志雄帶著鄉親們把樹苗放在背簍里，手腳并用爬上山峁。人還沒上去，血就順著手臂流了下來。

　　“栽深不栽淺、栽瓷不栽虛、栽端不栽斜，”閆志雄把自己總結的“樹三條”寫成一個個布條，見到總是學不會的老鄉，就塞一個到他口袋里。

　　滴水成冰的日子，他們在直立的山崖上挖坑、種樹，渴了喝口涼水，餓了啃個干饃。

　　干旱缺水的地方，種樹很難一次成活，年年都要補種。一片林子里，爺爺孫子五輩樹，再正常不過。

　　20年前的這些往事，被照片記錄下來，封存在吳起縣退耕還林紀念館里。照片里，閆志雄坐在石凳上，手里的筆高高揚起，周圍伸著頭的老鄉圍了一圈，一個個干勁滿懷。

　　20年過去，南溝村綠水環繞、草木蔥蘢。站在山頂眺望，不遠處的蘋果園今年就能掛果。山下，新開業的3A級景區里游人往來如織。山間，林下經濟方興未艾。去年，村集體經濟超過200萬元，30多戶貧困戶全部脫貧。

　　20年，延安人用1077萬畝退耕還林的成績單，讓衛星遙感圖上的綠色邊界一路北上400多公里，植被覆蓋率從2000年的46.3%提高到如今的81.3%。昔日千溝萬壑的荒涼之地，在2016年獲評“國家森林城市”。

　　延安人總說，沒有生態的根本性改善，脫貧是不可想象的。

　　幾年前，已退休多時的郝飚，應老友之邀重回吳起。他趴在車窗上，一路望著漫山遍野的碧綠與蒼翠，嘴里不停地念叨：“真好，真好!”淚水卻已奪眶而出了。

精準再精準

　　搬進新家的那天，39歲的李東東非要給鄉親們打上一段腰鼓。

　　上到九十九，下到剛會走，在安塞，幾乎人人都會打腰鼓。在李東東眼里，這是全天下最爽快的事!他甚至覺得父母給他起名東東，是取鼓聲“咚咚”之意。

　　鼓雖好，卻打不來錢。為了生計，16歲那年，李東東就被父親趕出門去打工。靠著一身勤快，3年后，李東東在村里第一個搞起蔬菜大棚。在20世紀末的安塞，這還算是個新鮮物。

　　李東東盤算著，再拼上幾年，蓋院新房，娶個媳婦，到那時，就能把腰鼓拾起來了。

　　幾記重錘，突然把李東東從夢中打醒。

　　父親得了肺結核，母親心臟病病倒。醫院成了家，家成了醫院。錢花了，棚荒了。

　　日子還得繼續，咬著牙成了親。新婚的喜字還沒撕掉，李東東卻發現兒子患上腦癱。

　　“老天爺啊，你為何對我如此不公!”夜深人靜的時候，李東東曾沖著天嘶嚎。

　　就在這時，精準脫貧攻堅戰打響了，李東東也成為建檔立卡的貧困戶。

　　哪里有貧困戶，精準幫扶的觸角就伸到哪里。

　　干部的幫扶法子直擊要害——

　　妻子做手術，報銷90%的醫療費，政府送藥上門;大兒子被送到延安的特殊學校就讀，學費全免還有生活補助;上初中的小兒子每學期也有400元生活補貼。

　　久違的溫暖，讓這個冰冷的家有了溫度，李東東又開始惦記心愛的腰鼓。正巧，區里為貧困戶辦起腰鼓培訓班的消息傳到他耳朵里，說是要讓他們打腰鼓脫貧。

　　翻箱倒柜，拿出塵封多年的腰鼓，李東東二話不說就報了名。有童子功的基礎，一個星期后，李東東就結業了。

　　只是心里還在打鼓，“這打腰鼓還能脫貧?那祖祖輩輩打腰鼓，咋還那么窮哩?”

　　這一次，打腰鼓還真就把貧困“打”跑了。安塞把腰鼓、剪紙、農民畫、曲藝和民歌，作為當地的5張名片，以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帶動脫貧。游客來延安旅游，順道坐半小時車來安塞看腰鼓、聽陜北道情，悄然間成了時尚。

　　清歌一曲梁塵起，腰鼓百面春雷發!

　　當地還專門成立了以貧困戶為主的勵志扶貧藝術團，李東東成了骨干成員，演出不斷。一場掙150塊，一年能演個上百場!在李東東的家鄉，文化旅游產業正風生水起，1000多名貧困群眾穩定參與演出增加收入。這個延安的“民俗之鄉”，從自身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脫貧致富路。

　　坐在易地搬遷小區的新房里，李東東手撫腰鼓，感慨萬千。這套房子，他掏了1萬元就住了進來，全家人蝸居了幾十年窯洞，一朝告別。

　　窮有千種，困有萬般，解決的秘訣只有一個字：干!可具體的干法卻不能“一招鮮”。因地制宜、因村因戶因人施策，不搞大水漫灌，這是延安人為脫貧開出的藥方。

　　“過去吃苦水，今天喝甜水。住上安居房，光景過得美!”150公里之外，56歲的脫貧戶李天鵬的信天游同樣脫口而出。

　　李天鵬的家鄉在安塞區坪橋鎮八里灣村，這是白于山區一個掛在山頂的村子。十年九旱，靠天吃飯、廣種薄收。老天不下雨，一畝地就只能打下三四百斤糧食。

　　早年間，全村人吃水都要靠村頭的一口井，“一桶水半桶泥，拉回來的水要在甕里沉淀幾天才能喝。”洗完臉的要洗碗，最后再喂給牲口喝，洗澡更是奢望。

　　惡劣的自然條件，讓村里的很多年輕人外出打工，李天鵬也早早打發兒子去城里學廚。每次兒子回城，他都忍不住叮囑：“在外面好好干，掙了錢，早點離開這個苦地方。”

　　2016年，苦日子到頭了。李天鵬清晰記得那天的情景，鄉鎮干部找到他，“干部說要搞易地扶貧搬遷，村里的8戶人要一起搬去城里住。只掏1萬元，就能住兩室一廳的樓房!”

　　“老覺得自己聽錯了，干部都出門了，我還拉著人家又問了一遍。”

　　蹲在傳了3代人的窯洞前，李天鵬激動、緊張。想搬，又不知搬下去該咋生活……啥心情都有。

　　搬家那天，鎖上老窯洞的大門，李天鵬頭也沒回。

　　他的新家在安塞城區的惠澤園移民安置小區。兩室一廳的新居內，冰箱、彩電一應俱全。兒子最懂父親的心思，早早在衛生間里裝好熱水器。喬遷當晚，李天鵬痛痛快快洗了個澡，“把身子都搓紅了”，好似要將多年的苦悶統統洗去。

　　告別土地，迎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在當地政府安排下，李天鵬在小區里成了穿制服的保安。

　　“活兒不重，一個月能拿1800元工資，這頂過去一整年打糧食的收入哩!”扛了半輩子的鋤頭，他正在慢慢適應住上樓房、按時下班的生活。

　　在惠澤園移民安置小區，8棟高樓里住進了637戶搬遷戶。新鄰居大多和李天鵬一樣，是從全區11個鄉鎮搬遷而來的貧困戶。

　　每一個脫貧故事，都承載著一段與辛酸告別的慨嘆。

　　一個縣一個辦法，一個村一個路子，一戶人一個方案。在3.7萬平方公里的山墚溝峁間，延安人畫出了一幅幅精細的脫貧工筆畫：

　　在洛川，有勞動能力的2836戶貧困戶中有2604戶建起蘋果園。

　　在延川，當地大力發展山地蘋果、沿黃紅棗、川道大棚、溝道養殖等主導產業，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9548元。

　　黃河沿岸的宜川，電子商務服務點覆蓋所有貧困村。

　　在安塞，2524戶人通過易地扶貧搬遷住上新房。

　　延安脫貧干部幾乎人人手中都有一本小冊子——《精準扶貧三十法》。翻開細看，要義其實不難掌握——

　　精準，還是精準!

2019年4月23日拍攝的陜西延安安塞區位于道路兩側的惠澤園移民搬遷安置小區。 新華社記者 劉瀟/攝

生生不息

　　74歲的老黨員侯秀珍坐在自家小院內哼唱起《南泥灣》。院外的麥田里，矗立著延安大生產運動紀念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八個大字，歷經風雨，更顯遒勁有力。

　　56年前，她就是唱著這首歌、聽著公公的故事嫁到南泥灣的。公公劉寶宰是359旅719團的一名連長，從1941年進駐南泥灣墾荒一直到去世，老人再也沒有離開過這里。

　　公公墾荒，兒媳種樹。世紀之交，侯秀珍帶領全村婦女上山，一撅頭接著一撅頭，把糧田變成森林。如今，耄耋之年的她一再拒絕女兒把她接到城里，每天仍在下地干活。

　　“我走了，359旅就沒人了。我還能勞動，還能盡一份力……”

　　任憑歲月流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融入延安人骨血不變的力量。

　　“哪怕砸鍋賣鐵，這錢我也一定會還!”在安塞區鐮刀灣鎮羅居村，32歲的趙洋洋至今還記得在借款保證書上按下手印時發出的誓言，那是要與貧困來一個了斷。

　　父親因車禍去世，母親重傷在床。2015年春天，趙洋洋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像是在一夜之間長大了，曾經玩心很重的趙洋洋，開始在網上查找致富的門路，一些地方靠養梅花鹿脫貧的信息，讓他眼前一亮。

　　說干就干，他跑去山東一個養鹿專業縣考察。一打聽，到處都是商機。

　　在銀川，他看到一家企業養了160多頭鹿，只雇了5個人，心里漸漸有了譜。

　　為說服更多人一起干，趙洋洋走街串戶，卻只說動4個人，有3個還是親戚。

　　從小看著他長大的姑父不忍心侄子受苦，答應和他一起干。可簽字的時候，姑父還是猶豫了，拿筆的手懸空了半天，又忍不住問了一句：“這錢，要是還不上……”

　　“我拿命給你保證，一定能還上!”

　　鄉親們不理解，可干部支持，幫他申請到8萬元貸款。

　　那是一段完全靠一口氣支撐的日子：

　　咬牙寫下保證書，鹿舍艱難辦起。飼料貴，就從自己嘴里摳，三餐變一餐。起早貪黑，一次給幼鹿打針，他趴在鹿身上酣然入夢。養鹿是長線行當，錢袋子只出不進，親戚們慌了，托母親來勸：“干脆把鹿賣了吧，還能少虧一點!”

　　“娃呀，不好了，鹿都跑了!”

　　整整兩個月他都在找鹿，大部分找了回來，可還是有2頭被車撞死。

　　“哭有什么用!再大的困難，也得往前走啊!”抱著被撞死的梅花鹿，趙洋洋鼻子發酸，可他硬忍住沒讓眼淚掉下來。

　　2017年，鹿場第一次割鹿茸，鄉親們圍了個水泄不通。

　　一頭鹿的鹿茸就賣了1500元。加上賣鹿的錢，年底一算賬，掙了50萬元!

　　鄉親們徹底服了。合作社注冊那天，17戶貧困戶自發送來小額貸款想入股，趙洋洋當場簽下分紅協議。

　　“我知道貧窮的滋味，我的貧困帽摘了，也想拉他們一把。”

　　延安人的身上，總有一種力量讓人肅然起敬。

　　46歲的洛川殘疾人屈萬平不到10歲，就已骨折10次，患有脆骨病的他在炕上一躺就是十幾年。長大后，他最愛拄著拐杖到蘋果園里轉，看久了，就成了半個專家。

　　他買手機，開微信，鉆研著一本《淘寶從零開始》，很快成了村里第一個農民微商。一筆筆大單紛至沓來。

　　他與村里果農合作搞訂單收購，保證果品質量;微信上不只發布蘋果價格，還配有果園實景圖;每賣出一箱都不忘收集顧客反饋。5年間，盈利近86萬元，屈萬平成了遠近聞名的“明星脫貧戶”。

　　2017年，他當選洛川縣殘疾人協會會長。在他的幫助下，22名殘疾人的微店開張，月收入穩定在1800余元。

　　老區群眾的精氣神，就蘊藏在這一道道山墚深處，在那一條條溝峁之間。

2018年10月19日，搬遷入住延安安塞區城北社區的貧困戶李成紅、申愛珍在社區民間藝術培訓班學習。 新華社記者 劉瀟/攝

逐夢之路

　　延長縣最偏遠的黃河岸邊，有一個村子叫天盡頭。

　　65歲的馮玉琴就愛坐在村頭張望。眼神里全是山里人對外面世界的向往。

　　“書記，咱村啥時候能通路啊?”這句話，村支書劉海波被問過無數次。

　　天盡頭村人沒有想到，精準脫貧，讓路終于修到了“天盡頭”。2016年，到鎮里的柏油路全線貫通，天盡頭村的鞭炮聲，響徹云天!

　　當地的紅薯、花椒一路走俏。馮玉琴喜不自禁：“客戶上門搶購，一斤紅薯就能賣到3元錢!”

　　“前幾年，村里人嫌天盡頭的名字不好，向縣里申請改成了‘添勁頭’。現在，這個‘添勁頭’才算名副其實。”劉海波說。

　　一條脫貧路，添了致富的勁頭。無數條前行的路，鋪出幸福的奔頭。

　　截至2018年底，延安693個貧困村全部退出，19.5萬人實現脫貧。

　　全市貧困發生率降至0.66%，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達8289元。延長、延川、宜川3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1.73萬戶、5.63萬人易地搬遷，農村危房“清零”。全市農村水泥瀝青路、安全飲水、動力電實現全覆蓋。

　　回望來時的路，黃土高原之變令人振奮。奮進逐夢的路，延安人的腳步鏗鏘有力。

　　貧困縣摘帽后，延安還將一鼓作氣，繼續完成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全力鞏固提升脫貧成果，確保老區群眾與全國人民一道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延安脫貧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下，在黨中央好政策的大力扶助下，延安干部群眾以奮斗精神書寫了勝利的捷報。日升月落之間，新時代，一個嶄新的圣地容顏已在眼前。

　　人們或許不曾想到，昔日干旱少雨、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竟有了“春賞百花秋賞稻”的江南美景。去年5月，南泥灣成為袁隆平團隊“海水稻插秧暨中華拓荒人計劃”的試種地區之一。今年，海水稻種植面積將擴大到1500畝。

　　人們或許不曾想到，在曾經幾乎人人關心油價的資源型城市，眾創空間、大數據、“獨角獸”等悄然成為熱詞。武漢光谷、騰訊眾創、北航科創等創新創業平臺，華為云計算等445家新經濟企業落戶延安。新經濟、新業態欣欣向榮。

　　人們或許不曾想到，過去閉塞落后的老區，已入選國家陸港型物流樞紐承載城市。今天的延安，包茂、青蘭等多條高速公路四通八達，每天88對客貨列車通達。從南泥灣新機場出發，可以直飛國內16個城市。

　　這是一組令人振奮的數據——

　　2018年，延安生產總值達1558.91億元，9.1%的增長速度創2013年以來最高。

　　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變化——

　　第三產業和非公經濟占比分別達31.7%和29.3%，延安“油主沉浮”的格局正在改變。

　　閆志雄北上寧夏銀川談合作結出了碩果。農民導游整裝上崗，電瓶車來回穿梭。在當地打出名號后，這個美麗鄉村迎來首批省外旅游團隊。

　　在延長縣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心，訂單的“叮咚”聲此起彼伏。黃河沿岸貧困了千百年的地方，如今有了40多家電商企業。525戶脫貧戶嵌入電商平臺，在家點點手機，優質的山貨便能“飄”出大山。

　　在剛剛脫貧摘帽的宜川縣，集義鎮馬樹坪村村口的一樹梨花開得正艷。花椒園里，盡是農家忙碌的身影。去年豐收時，南來北往的客商曾把這里擠得水泄不通。百米之外，幾代人盼來的沿黃公路上，車流不息。再遠處，黃河水靜靜流淌，閱盡世事滄桑。

　　又一個艷陽天。延安棗園脫貧戶李永前，帶著全家人穿著一新，登上寶塔山。遠眺滿目青翠與高樓林立，他心潮澎湃，道出最真摯的心聲：“延安人民感謝習近平總書記，感謝黨中央!延安脫貧了，幾代人的心愿實現了!”

　　巍巍寶塔山，她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

　　她還將繼續見證——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226萬延安兒女將不斷奮力前行，譜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圣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