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外,民眾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圖為保護區界碑。本報記者周文沖攝

　　本報記者周文沖、周凱

　　小雪節氣剛過,大巴山又飄起了雨,天空毫無放晴跡象。在大巴山南麓的重慶市城口縣嵐天鄉三河村,村民劉達軒5個月前被鋸斷的左手無名指還隱隱作痛。

　　比起手的傷痛,他更擔心自己投入10萬元積蓄并“賠”上一根手指翻修的老屋,可能拿不到農家樂的經營執照。

　　今年上半年開始,全國范圍內新一輪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問題監督檢查專項行動凌厲推進,開發侵占、私搭亂建等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是重點查處對象。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在經歷一場嚴格的環保清查。

　　秦巴山片區是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在地城口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縣有8000多人尚未脫貧,其中六成以上是自然保護區內的居民。

　　城口縣被劃入自然保護區的國土面積占38%,常住人口達3萬多。一面是保護區的“帶電高壓線”,另一面則是百姓脫貧的緊迫需求,在堅持生態保護優先的原則下,自然保護區內貧困人口如何脫貧,綠水青山怎樣變成金山銀山,亟待破題。

千萬別被衛星遙感到

　　在發展農家樂之初沒有設立針對自然保護區的準入門檻,為如今保護區內農家樂“是留是拆”的管理尷尬,埋下了伏筆

　　因為手指被鋸斷,劉達軒老屋翻修的進度比預想要慢。作為家里的頂梁柱,年逾50的他雙臂黝黑結實,雙手粗糙,原本希望借蓋新房辦農家樂改變一家人的生活。

　　劉達軒的老屋位于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生活著大量的珍稀瀕危物種,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17個關鍵地區之一,也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確定的全球233個熱點生態區之一。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保護級別最高的核心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進入,而且除非特批,連科研活動都不許進行,旅游經營活動更是明令禁止。

　　前段時間,村干部給他打招呼,說新房門口不能掛農家樂招牌,執照也辦不了。劉達軒看得開,“反正不用拆,房子修好了,不讓搞農家樂,大不了自己住”。

　　相比之下,嵐天鄉嵐溪村“小茅屋大巴山森林人家”老板張中艷接到關停農家樂的通知時,心情有點沉重。

　　去年,當地政府支持村民搞農家樂,張中艷貸款90余萬元對房子進行了翻修。當時,鄉里不僅幫她請了專業建筑公司進行設計,還組織一批村民去外地考察了民宿建設。“如果不能辦農家樂了,我一個月3000多元的貸款怎么還?”

　　和張中艷一樣,準備擴建農家樂的村民汪時申,也接到了關停通知。

　　他的農家樂在城口縣北屏鄉金龍村猴兒溝,那里是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一段原生態峽谷,兩岸原始森林繁茂,峽谷中泉水清澈見底。

　　2015年,回鄉創業的汪時申拿出70萬元積蓄,將自家老屋翻修成農家樂。汪時申立馬見到了效益,僅2017年就收入30多萬元。

　　這兩年,當地村民也紛紛辦起農家樂。一入夏,猴兒溝20家農家樂幾乎全部爆滿,150元一晚的床位“一床難求”。

　　沒想到,開在自然保護區緩沖區內的農家樂,給他帶來了麻煩。今年上半年,他的農家樂被國土遙感衛星監測到,只能停業。

　　緩沖區的保護級別僅次于核心區,《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規定,緩沖區只準進入從事科學研究觀測活動,禁止在自然保護區緩沖區開展旅游和生產經營活動。

　　汪時申心有不甘:“現在有衛星遙感,看你運氣好不好,‘遙’到了就要倒霉。”

　　大巴山自然保護區成立于2000年,2003年經國務院批準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成立以來,森林生態系統及其生物多樣性得到有效保護,世界級瀕危物種崖柏等野生動植物數量種群明顯增多,甚至不少村鎮還有“熊出沒”。

　　保護有力的同時不無隱憂。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涉及城口縣12個鄉鎮的56個行政村,保護區內常住人口33499人,其中核心區2684人。近些年,本應減少人類活動的自然保護區,反而因鄉村旅游火爆,吸引了更多外來游客。

　　大巴山區夏季氣候涼爽,空氣清新,每年“火爐”重慶以及陜西、四川等周邊省份的不少市民都來山上避暑。為將生態資源“變現”,結合脫貧攻堅,城口縣大力鼓勵有能力的農戶改造自有住房開辦農家樂增收致富,打造出“大巴山森林人家”農家樂品牌,現在已發展到1400多家。其中,部分“大巴山森林人家”就位于自然保護區范圍內。

　　與張中艷的農家樂一路之隔,就是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設立的普法宣傳碑。當地一位干部說,過去對生態不夠重視,尤其近幾年為了脫貧攻堅,基層對村民生產生活設施、脫貧項目等,沒有嚴格按照《條例》監管。

　　在發展農家樂之初沒有設立針對自然保護區的準入門檻,為如今保護區內農家樂“是留是拆”的管理尷尬,埋下了伏筆。

路只修到了半山腰

　　由于自然保護區開發建設“紅線”管控,當脫貧攻堅遇到“保護優先”,出現有扶貧項目、資金但無法落地的尷尬局面

　　由于自然保護區條例對保護區內開發建設等可能破壞生態資源行為的嚴格管控,除了農家樂,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些道路建設、危房改造、產業發展等扶貧“剛需”項目,也觸碰了生態紅線。

　　保護區原住民羅翠元對此深有體會。

　　她家在城口縣北屏鄉月峰村,村子屬大巴山南麓,海拔最高處1800米,全村100多口人全靠一條幾十年前修建的土路出行。

　　山上村民沒有趕集的習慣,因為下山去一趟場鎮要走兩三個小時。由于土路走不了大型卡車,把建材運上山的費用比建材本身還貴,山上的木房子大多破損失修。

　　羅翠元住的老房子,正面木板墻已變形并向內傾斜,支撐房梁的木樁頭也已經爛了,被鑒定為險情最高的農村D級危房。她家也是貧困戶,門前的扶貧幫扶板上寫的致貧原因是“交通條件落后”。

　　今年5月,村民們終于看到了希望。鄉里決定用扶貧項目資金,將“致貧路”硬化成“致富路”,改善山上村民出行條件。路從山腳向山頂修,石料已堆在路兩邊,眼看就要鋪到羅翠元家門前,卻在半山腰停工了。

　　鄉里也是被環保督查通報才知道,自然保護區對開挖土石方、硬化道路等建設項目有嚴格限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修路要到國家相關部委審批”,北屏鄉黨委書記李成紅很為難,對于這樣一個村級小項目,審批成本太高。

　　最終,這條“致富路”只修到自然保護區邊界,成了“斷頭路”。保護區外是新鋪的水泥路,保護區內還是土路。

　　李成紅說,在北屏鄉像羅翠元這樣需要易地搬遷和危舊房改造的還有58戶,但因為不通路,建房成本較高,按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兩不愁、三保障”中的“住房安全有保障”任務難度較大。一方面是嚴格的保護區管理規定,另一方面又有脫貧攻堅的時間表,新建項目沒法實施,已建成的項目存在違規風險,“我們基層是既困惑又無奈”。

　　路沒修上來,也“坑苦”了來月峰村投資的一家企業。

　　這家企業在山上流轉了200多畝閑置土地種植獼猴桃。現在路不通,獼猴桃運輸成本太高,經營難以為繼,投入全部“打了水漂”。地里荒草已有一人多高,村民們的土地流轉費也沒了著落。

　　“本來是一個能帶動百姓增收的生態農業項目,現在沒做成,這個老板還在埋怨我把他忽悠過來。”李成紅說。

　　“后來有些好項目,我也只能忍痛拒絕,保護區內沒法搞。”李成紅說,“村民上火,我心里也著急。”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江奉武,35歲的他是城口縣最年輕的處級干部之一。

　　3年前,江奉武從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轉任嵐天鄉黨委書記,有干勁、有想法的他為大山溝里帶來“產業上山、人口下山、游客進山、產品出山”的發展思路。

　　脫貧攻堅在嵐天鄉火熱進行,到去年,嵐天鄉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4年的5480元上升到12600元。

　　今年10月,江奉武獲得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評選頒發的2018年全國脫貧攻堅獎創新獎。在他的脫貧創新項目中,有一個小項目他格外用心,策劃論證了兩年多,可剛上馬就被叫停。“就像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江奉武說。

　　今年4月底,這個用江奉武的話說“集鄉村農耕旅游體驗中心和農產品交易中心為一體”的鄉村扶貧“眾創空間”基地在嵐天鄉試營業。“農民以土地形式入股,村集體組織每年保底分紅6萬元。項目作為龍頭,能帶動當地1000多名農民就業增收。”

　　江奉武躊躇滿志:“鄉里撂荒土地等閑置資源盤活了,把老百姓也帶活了,脫貧就不愁了。”

　　可是,“眾創空間”只開了一周,江奉武就收到了拆除整改的通知。原因是“眾創空間”位于自然保護區實驗區內,其中的步道、廣場存在未批先建等問題。“我當時在外地學習,等回來已經拆掉了,沒保住。”江奉武說。

　　當地基層干部說,國家、市縣針對脫貧攻堅出臺了易地扶貧搬遷、農村人居環境改造、生態產業等大量扶貧政策和項目,但是由于自然保護區開發建設“紅線”管控,當脫貧攻堅遇到“保護優先”,出現有扶貧項目、資金但無法落地的尷尬局面。一方面百姓脫貧愿望強烈,另一方面政府卻“有心、有力、使不上勁”,給脫貧攻堅工作帶來較大困難。

都是當初亂“劃”惹的禍?

　　要解決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與脫貧攻堅“撞車”問題,應實事求是對部分劃定不合理的自然保護區調整規劃,將生態保護價值不大、人口密集的區域調整出自然保護區

　　研究自然保護區政策的專家表示,中西部的一些自然保護區內還有部分貧困人口,建設項目動輒違法,給脫貧攻堅帶來了法律障礙。如重慶市18個深度貧困鄉鎮中,有7個涉及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中的貧困人口如何脫貧需引起重視。

　　而自然保護區的劃定也成為“眾矢之的”。專家表示,在設立自然保護區時,一些地方政府未經科學論證就盲目申報,上級部門也未嚴格把關審核,導致不少沒有保護價值的場鎮、交通設施、工礦企業等被劃入。

　　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最初劃定時,嵐天鄉全鄉包括場鎮都劃在保護區中。村民種的厚樸、杜仲等中藥材已成材卻不敢去收,因為刮樹皮、砍伐樹木就是觸碰了保護紅線。江奉武說,“有些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家的農田什么時候就劃入了自然保護區,連自己的承包地都不能種了。”

　　西南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鄧洪平教授表示,在2000年前后,全國各地掀起自然保護區建設高潮,保護區數量井噴,僅重慶一地,一年就成立了近20個保護區。“盡管在當時城鎮大開發的背景下,成立保護區對生態環境起到了搶救性的保護作用,但也遺留下一些問題。現在回頭看,出問題較多的自然保護區,基本上都是成立在這個無序發展的階段。”

　　鄧洪平說,當時成立保護區工作比較粗放,就是幾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拿鉛筆在地圖上一勾一劃,保護區就劃成了。只要有縣級政府的一紙批文就能成立保護區,說某某鄉某某村劃入保護區范圍,沒有實地的勘邊確界,沒有科考、規劃和功能區圖,較為隨意。

　　“部分保護區劃定時不夠科學,過于求大,不少人口密集的場鎮也被劃入保護區內,保護區內原住民較多,不僅不利于管理,原住民的發展訴求也必然會與保護區的生態紅線‘撞車’。”鄧洪平說。

　　搶“劃”保護區背后,有利益驅動。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一位干部表示,2000年左右保護區劃定時,大家都以為劃的面積越大,相應的保護資金就會越多,對于一個“缺錢花”的山區貧困縣,無疑十分具有吸引力。

　　以前各地爭著上馬保護區,現在因為環保督查“動真格”,保護區管理走向規范,一些地方“談保護區色變”,生怕被保護區的“緊箍咒”套住,搞起開發建設束手束腳,又千方百計調減面積。

　　“想調減的保護區太多,我們在國務院排了10多年,去年終于批準我們調減15%的面積。”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一位干部說。

　　也許是未雨綢繆,在那次調減中,城口縣將重點打造的亢谷旅游度假區項目調出了自然保護區范圍。

　　李成紅、江奉武等基層干部認為,要解決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與脫貧攻堅“撞車”問題,應實事求是對部分劃定不合理的自然保護區調整規劃,將生態保護價值不大、人口密集的區域調整出自然保護區。對于保護對象價值重大、與原住民發生沖突的保護區,可結合脫貧攻堅,有步驟、分區域實施生態搬遷,同時贖買核心區和緩沖區的非國有土地。

　　鄧洪平教授表示,我國自然保護區制度的完善需要一個過程,過去由于歷史原因,出現了區劃不合理、家底不清楚、監管不到位等問題,現在需要加快完善保護區管理機制,既要從嚴追責保護區生態破壞行為,也要對符合調規條件的保護區實事求是優化空間布局,集中力量實現“應保盡保”。

　　即便重新科學劃定,自然保護區事實上也“進易出難”。國家自然保護區條例規定:“在批準建立之前區內存在建制鎮或城市主城區等人口密集區,且不具備保護價值的自然保護區可申請調整”。但是在國家對生態保護日益重視的背景之下,撤銷自然保護區或大幅調減自然保護區面積鮮有先例。

發展和保護如何兼顧?

　　“只有解決保護區內貧困問題,減輕百姓對保護區的生存依賴性,保護區的保護壓力才會減小”

　　在自然保護區成立前,部分原住民靠砍伐樹木、開山采石收入可觀。保護區成立后,不僅這些破壞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被明令禁止,根據國家自然保護區條例,自然保護區內開展開墾、放牧、采藥等農事活動也可能違規。

　　今年上半年開始,城口縣在大巴山自然保護區開展新一輪檢查專項行動,依法行政,重點查處亂采濫伐、私搭亂建等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

　　李成紅、江奉武等基層干部表示,在自然保護區脫貧攻堅中,改變原住民多年來“靠山吃山”的生產習慣十分重要,這就要求著重抓好產業建設,依托自然保護區良好的生態,合法合規發展旅游等生態產業,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保生態也要保民生。城口縣目前正在堅持“保護優先”的前提下,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積極研究適合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產業脫貧項目,精準施策,引導原住民轉變生產方式,全力以赴啃下自然保護區脫貧這塊“硬骨頭”。

　　“只有解決保護區內貧困問題,減輕百姓對保護區的生存依賴性,保護區的保護壓力才會減小。”李成紅說。

　　一個好消息是,自然保護區內的脫貧困境已經引起更高層的注意。李成紅說,前段時間中央巡視組來到月峰村、金龍村調研保護區脫貧。“縣里也讓各部門把保護區內脫貧攻堅的‘剛需’項目報上來,應該就是要研究政策解決。”李成紅說,僅僅是道路建設項目,北屏鄉就報了十條路。

　　可是,陣痛總不可避免。不少基層干部群眾呼吁,在未來自然保護區的嚴格規范管理下,保護區的一些人可能減少收入,不能讓他們做出了犧牲卻被遺忘在大山,應盡快為保護區內原住民制定生態效益補償政策,參照當地脫貧標準向原住民發放補貼。

　　生態護林員是其中一種“補償”方式。這個已在重慶全市貧困地區為1萬多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輸血”的項目,也惠及到了大巴山自然保護區。一些留在山上的貧困原住民就地轉化為生態護林員,森林管護費成為他們新的收入。

　　江奉武希望,多增加一些這種生態公益崗位,既保護生態又可增加貧困戶收入。

　　還有的人在嘗試新的綠色產業。在大巴山上,既能利用自然資源,又合法合規的養蜂產業正在興起。大巴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張世強表示,中蜂養殖是保護區力推的產業,“山里沒有比這個更生態環保的產業了”。

　　年輕人云松辭去了上海一家國企穩定的工作,回到老家城口縣,自學養蜂技術,70桶中蜂每年收入近10萬元。春天大巴山百花盛開,云松的蜂蜜三個月就賣斷貨,“山里土蜂蜜不愁賣,最關鍵的是不破壞環境。”云松說。

　　但改變并不容易。現在,自然保護區的“從嚴管理”,讓一部分“靠山吃山”的原住民不知所措。

　　前陣子,劉達軒把家里的10多頭牛全賣了。“手指斷了,養牛有些吃力,再說保護區里以后可能養不了牛了。”

　　他時常問自己:“難道真的要下山了?如果不想下山,是不是要換個活法?”